艺术采风

罗安会

江津四面山农贸市场的喧嚣里，一位老人麻利提起一杆盘秤，朗声报数：“三斤四两苞谷，十块钱。”我递过钱的瞬间，目光落在秤头下方——那熟悉的商标仍在：“江津县衡器厂”。心头一震：这是我们厂三十多年前生产的木杆秤！

秤身已被摩挲得温润发亮，漆色与两端的铜皮斑驳陈旧，散发着岁月沉淀的质感。这一瞥，悄然推开记忆的闸门，三十多年前的衡器厂与那一杆杆木秤，重现在我眼前。 我与老伴曾是厂里一员。当年厂长调我做供销，多少与她有关。认识她之前，我对木杆秤仅一知半解，却因这段姻缘，与它结下不解之缘。 

那时的江津县衡器厂，是典型的家族式集体企业，规模不大，却承载几代人的生计与匠心。木杆秤这门手艺，古老而庄重，源于人类对杠杆原理的最早运用，可溯至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度量衡。旧时秤以十六两为一斤，三十斤为一钧，“十六金星秤”星位由北斗七星、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组成，寓意缺一两损福、少二两伤禄、三两折寿。它不仅是度量工具，更是一支道德标杆。

江津，长江要津，置县一千八百载，商贾云集、市井繁华。木杆秤在交易中，是不可或缺的公正之器，代代沿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“敲锣卖糖，各干一行”的老话犹在，七十二行各出状元。秤匠与铁匠、木匠、石匠、瓦匠并肩，绘出小城鲜活的生计图景。秤铺门前布招，与酒旗、布庄、餐馆比肩，迎送南来北往的客。

1956年公私合营，县里将私营工商、个体匠人汇拢，成立铁器社、建筑社、木器厂、秤杆社等集体组织。知名秤匠、共产党员吴东林联合六家秤铺，创立“江津县秤杆社”。后因需求日增，先后更名衡器社、江津县衡器厂，归县二轻局管理，并招收职工子女入厂。老厂长唐贞利谈及这段厂史，言语间尽是沧桑。

后来，电子秤登上舞台，木杆秤渐退市井，成了旧时代的记忆。

一杆木秤看似朴拙，实则工序繁复、暗藏匠心：选材、刨杆、打磨、打眼、锥星、抛光、上漆、校秤……步步皆功夫，寸寸需精准。

我与老伴的缘分，正起于木杆秤。1978年底，我结束八年知青生活回城，在江津县饮食公司旗下万人旅馆当采买。一次偶然，在市场上见一姑娘卖秤，皮肤白皙，言语温柔真诚：“我厂木秤质优价廉，实行三包。”我买了一支小秤，没几天在亲戚家又遇见她。经介绍，我们一见倾心。

自此我常去衡器厂看她。那是一家仅三十多人的小厂，工人们在各自工作台制秤，井然有序。打铁声、敲秤盘声、钻孔声此起彼伏，宛如劳动交响曲。

我曾在公社做过半脱产干部，有些推销经验，便主动请缨利用休息假日去附近各县推销，不久库存清空，厂长见我有办法，调我负责供销，还让爱人转作出纳。她常笑言：“是你改变了我的工种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。

改革开放后，市场经济好转，买秤人渐多，工人们加班，工资上涨。每年厂里派我和工匠去四面山头道河伐木场，精选红豆木、磨铁梢、楠木等硬木，运回堆放至少一年，待干透不变形，才用以制秤。

首道工序由木工秤匠依规格下料，斧劈刨推出头大尾细腹微胖的雏形，墨线弹线定位定星。铁匠将烧红铁件锻为秤钩与刀口；女工敲出秤盘；其余工人用砝码定位、卡尺油标分段，再以“雷公钻”在秤杆钻出千百细密星孔与斤两数。

女友心灵手巧：左手捻铜丝，右手握尺刀，穿星孔、割余料，动作流畅如杂技；举刀拍打敲实，油光石打磨至秤杆光滑如玉、秤星闪亮。百斤以上大秤，由王牌匠人陈庭灿、吴东林等老师傅亲手操刀，经验老到，工序稳准狠。最后上土漆、抛光，包覆铝皮或铜皮，一杆木秤熠熠生辉。厂里另有翻砂工守高温炉前，浇铸各式秤砣。监督部门用标准砝码逐支检测，秤砣送技监用天平校正、灌铁沙、打铅封。

然而，电子秤兴起，木杆秤虽曾在旧市窄巷短暂停留，终被精确便捷的现代衡器取代，湮没于岁月长河，却深植于老一代人记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