艺术采风

我属于那种“醒得早”的个体户。

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华夏大地，记得当时新华社记者采写了甘肃和山东两个勤劳致富的社员，他们每人从队里分得了一万元，被人羡慕地称作“万元户”。这篇消息被广泛传播，“万元户”成为当时的热词之一。

其时，我所在的江津县城也出现了“邱万元”“周万元”，一位做箱子，一位搞竹编，靠勤劳致富。县领导敲锣打鼓去祝贺，给他们戴上了大红花。“不管白猫黑猫，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”，一时间，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。不过，不少人也在观望中。

那时，我已从农村回城好几年，在一家国营单位上班，工资不足40元，住集体宿舍，吃单位食堂。婚后，一家集体衡器厂的厂长发现我长于销售，便把我调去他们厂做供销工作。仅仅几个月，我把厂里积压的几千杆木秤销售一空，又建议厂长开发江津特产米花糖。我销售米花糖也业绩突出，得到厂长赏识，我更加拼命工作。随着产品不断开发，厂里要搞销售承包责任制，我们几位供销人员就同厂里签订了合同，大家你追我赶带动生产经营节节攀升。

我跑销售很拼，一年到头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在外地出差，去省城开食品订货会、联系食品批发公司、建立销售渠道……家里的事全靠妻子，她既要上班还要带不足周岁的女儿。天道酬勤，我每月奖金颇高，县里还发文件向全县推广我们的承包经验。

几年下来，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。出差期间，我发现沿海城市的大街小巷摆摊设点销售各类商品，生意很好。特别是在浙江义乌，看到各种小商品琳琅满目，而且价格低廉，我心动了。

经过再三思考，我决定辞职。在妻子支持下，我成了县城里首批“下海”的弄潮儿。我首先看中了义乌市场的雨伞，这东西质优价廉，交易活跃。当地老板告诉我，雨伞加工简单，场地占用不大，投入资金可大可小，市场潜力很大。于是，我家三弟兄申请开办了雨伞加工厂。

有了执照，筹到了资金，就去义乌购买材料。当时连百元大钞都未发行，银行办汇票很麻烦，不像如今有银行卡，有微信，有支付宝。我和我哥经常带着数万元现金去进货，我妻子缝制了两条布袋，将钱装里面让我俩捆在腰间。我俩坐着绿皮火车，摇啊摇，摇了三四十个小时才摇到1600公里外的义乌，一路上只敢打个盹。

一次，火车过了金华站已是下半夜。我去上厕所，将钱袋交给我哥。他太疲倦，居然就睡着了。我回到座位叫醒他，他一摸身上惊叫起来：糟了，钱不见了！乘警赶到，不到20分钟就从垃圾箱中找到钱袋，但钱少了两万。在没有摄像头的年代，乘警竟然很快在另一节车厢里将盗贼抓获，钱也如数归还。

改革开放不久的内地，雨伞畅销，我们几弟兄忙得很。一次，我租了一辆货车，一早沿綦江、万盛、南川、武隆县城送货。在南川交货后已近黄昏，我又出发朝武隆县城赶。

深秋的夜晚，繁星点点。那时南川至武隆省道公路估计有100多公里，车行驶在坑坑凹凹的泥石路上，车辆少，路难行。柴油老货车蜗牛样爬白马山，快到山顶时，车熄火了。前无村后无店，连过路车也没有。此时山上寂静无声，秋风吹来凉飕飕的。我想，今晚怕是要当山寨王了。

漫长的两个钟头过去了，正在六神无主时，就见到山下有两道雪亮的灯光。有救了！我冲上公路使劲招手。货车司机停车查看后，吩咐我们换了打火塞，车就可以启动了。到达武隆，天也亮了。

劳碌三年后，我们盈利了。我揣着第一桶金又转向别的生意。我重新办了个体执照，租了门面，销售在上海购进的服装、皮鞋、运动鞋。江津人喜欢上海货，加上价格亲民，生意自是兴隆。

船小好调头，几年后我又经营起茶楼酒楼宾馆、书画廊、电视摄像等行业。由于投资谨慎，心细胆小，我出手很少失误。

但人算不如天算。非典疫情前一年，我在四面山头道河景区开了一家宾馆。开业前夕，我购买了一车宾馆用具。没料到，上山的水泥路弯多路窄，司机把车开翻到了沟里，一车货碎了一地，我的腰也受了伤，养了两个月才康复。

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。一次，我拉了满满一车吃喝用的东西回宾馆。行至半路，暴雨瓢泼，小货车冒雨前行。走到离四面山不到10公里的马家坪时，暴雨更加猛烈，路上的水哗哗流淌，山岩上滚石不断坠落。突然，一块巨大的岩石从陡壁上滚下，正好砸中前面一辆中巴车的屁股，离我的车只有几米。虽然躲过这一劫，但受非典疫情影响，宾馆不得不暂时关门。

因开办书画廊以及电视摄像业务，我结识了一大批书画家、作家，为我日后投身文学创作埋下了伏笔。

这些年，国家始终大力扶持个体经济，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，让非公有制经济呈现出一派生机：办营业执照有一站式行政中心，贷款有银行大力支持，办证减少程序方便了大家……我这个普通个体工商户，靠着诚信经营得到了好评，还因为热爱社会公益事业，被江津区推荐为市里的“先进个体户”，任过三届区政协委员、两届区政协常委。

而今，年已古稀的我仍从事个体经营，也写写小文章，日子过得优哉游哉。每每与家人分享勤劳致富的甘甜，我就想：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一是靠党和国家政策好，二就是靠自己吃得苦啊！